1、診斷的標準

　　分析家實際上如何才能完成診斷呢？在“論治療的開始”中，弗洛伊德并沒有直接提出如何區(qū)分神經癥與精神病，可是，他確實警告他的讀者要對這種臨床途徑的欺騙性不得掉以輕心。

　　經常地，當我們看見一位神經癥者具有癔癥或強迫癥的癥狀時，這并不是十分明顯而且并沒有長久存在——它僅是這類個案，換句話說，我們將會認為這位神經癥者適于治療——但我們還必須考慮這個可能性：這依然可能是一個眾所周知的“精神病”（依照布魯爾的術語，即精神分裂癥schizophrenia，而依照我對它的建議性稱謂，則為妄想癡呆paraphrenia）的初期階段，而且遲早，它將會顯示出一個屬于那種情感的明顯的圖景出來的。(Freud1913c:124)弗洛伊德主張說夸張性的神經癥的癥狀（例如，難以捉摸的身體性疼痛與沖動型的行為），應該被視為是潛在的神經癥疾病毋庸置疑的跡象，無論它們可能有多么明顯。

　　精神病可以隱藏在神經癥的面具之下，而且精神分析家不應該被臨床的偽裝色彩所迷惑[1]。對于許多他當代的分析家，弗洛伊德的警告在當時一定顯得很奇怪，而且它們似乎被用來讓某些癥狀與某些疾病之間的嚴謹?shù)年P系具有優(yōu)先判定權?？墒?，那個時代的臨床醫(yī)生可能也會大吃一驚，因為他們依然相信光憑幻覺就足以診斷為精神病，或是他們相信持續(xù)的冒犯是屬于精神變態(tài)癥的特定病理特征。

　　雖然如此，弗洛伊德的最初的這些消極性的診斷規(guī)則寫的乃是我們不應該就癥狀的表面來看待。精神組織必須跟可被觀察到的現(xiàn)象相區(qū)隔開來，而且分析家被要求去懸置他們的判斷并且尋找出更可靠的標準來。定義這些標準比起揭露那些誤導性標準的謬誤來說實際上更為繁重。

　　弗洛伊德堅決主張精神分析的過程是無法被預測的而且分析家的最初診斷有時能夠隨著治療的起伏被證誤，在這樣的情況下，分析家應該愿意去改變他們關于病人的精神經濟學的看法。悖論性地是，即便是最正確的精神分析診斷都將會是精神分析家在治療的結束時才能夠清晰說明的東西，很不幸地是，那時候已經沒有回轉的余地了。整個的診斷的事務讓弗洛伊德(1933a[1932]:155)想起中世紀的用水施加的酷刑，雖然對于我們處于受害者立場的是分析家而非病人。

　　盡管這些難題，盡管他主張“動力學的診斷“，弗洛伊德確實提出了至少有兩個正面的診斷標準的建議。根據(jù)神經癥者與精神病者的替換性的列表，即弗洛伊德分別稱為移情的神經癥與自戀神經癥的事物，第一個標準能夠被推論出來。一方面，弗洛伊德將焦慮性癔癥（即恐懼癥），轉換性癔癥與強迫性神經癥，分為移情神經癥。因為在這些個案里連系病人跟分析家的情感關系，具有特別性，而且對于治療而言，是非常核心的重要性“。(Freud1916–17a[1915–17]:445).

　　另一方面，遭受自戀神經癥痛苦的病人—即早發(fā)性癡呆，妄想癥或內因性憂郁癥—“并沒有移情的能力，或僅是移情不充份的殘余物“(ibid.:447).。當面對區(qū)分神經癥與精神病的任務時，分析家因此應該研究病人是否能夠發(fā)展或維持一種情感性的關聯(lián)，缺乏這樣的能力指示著精神病而且給予分析家以足夠的理由來將之排除到精神分析的治療之外。

　　在此，弗洛伊德將以被當做跡象的癥狀作為基礎的客觀診斷，依靠于對關系的評估，換作對互為主體性的診斷?？墒牵魄椴⒉皇俏ㄒ?，或許甚至并不是最為重要的弗洛伊德使用來區(qū)別神經癥與精神病的標準。在他的元心理學的論文《“無意識》一文中，他將精神分裂癥跟癔癥與強迫癥對立起來論，根據(jù)的理由僅是病人的言語活動。依照弗洛伊德的觀點，精神分裂的病人的言語見證到值得注意的細心講究，經常帶著展示了一種矯揉造作的程度的表達，句子變得散亂，詞語跟身體奇怪地混合在了一塊。

　　精神分裂癥的病人似乎使用“濃縮后的言語”，因為思想的整個意義就在這些單獨的詞語里找到發(fā)泄，因此這些詞語就獲得了大量的意義而且跟身體的器官或過程連接在了一起。[2]弗洛伊德將這些特殊的精神分析的詞語特征，歸為精神病的詞語的連接壓倒了物的連接。在精神病的病人那里，弗洛伊德所謂的“詞語-表象”與“物表象”之間的這個關系已被切割開來，導致形成癥狀的詞語連接的封閉循環(huán)。病人不再關心詞語在特殊的語言中所代表的實際的“物”，它們僅僅是跟它們的言語內容有關系。[3]

　　在精神病那里，物表象的這種強烈的惰性，有一個由一位女孩提供的清晰例子，她抱怨說她的眼睛已經被擰傷(Augenverdreher)[4]【Verdrehen在生理上具有扭壞擰傷的意思，另外，也歪曲,曲解的意涵。因此這里我們分開翻譯。后一種意義和augen眼睛一起運用的時候，就構成花言巧語的含義——譯者注】.—這是弗洛伊德從維克多托斯克(1919)那里借用的一個案例—因為她的愛人是一位真正的“擰傷眼睛”的人。在德語里面，Augenverdreher意思是一位名副其實的花言巧語的人。雖然這位女人知道這個意義（物表象），但是她不能接受它。她僅是描述“擰傷眼睛”的字面意義（詞表象）。通過這個意義，她被迫下結論說，她的愛人已經在生理方面擰傷了她的眼睛[5]。這位女人確信，她正在遭受被擰傷的痛苦（她的癥狀），是由于詞語表象與物表象之間的關聯(lián)予以中斷造成的。雖然她知道物表象，但為了取用相對化后的字面意義，她卻不可能再運用其物表象的含義了。

　　這類語言機制的另一個例子，是一位同事跟我報告的，關于一個威脅要破壞精神病診所的中央空調系統(tǒng)的人，因為他以那里作為基地，還甚至要放火燒掉整棟建筑，以便報復那些將他冷落的其他病員。就像那位女性病人，這位男人無法接受“被冷落在外”的這個表達對應的物表象，也就是被排擠拋棄，雖然他完全了解它。對于他，“被冷落在外”意味著某些人嘗試降低他的身體溫度，因此，他感覺，這些壞蛋應該給他們投桃報李——你們冰凍我我就把你們做成燒烤。

　　表面上，神經癥病人會遭受如同精神病那樣的相同種類的癥狀痛苦（眼睛被擰壞，生理上感到寒冷），這也確實是弗洛伊德打算要展現(xiàn)的。但是，神經癥的癥狀回應的乃是一種完全不同的精神經濟學。在神經癥者那里，詞表象并沒有跟物表象隔離開來，而是詞表象被壓抑了。詞表象已經從病人的意識驅趕進無意識中。結果是，詞表象運用它的影響，而病人卻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產生了這些癥狀。

　　在神經癥那里，癥狀壓抑的無意識的表象所決定而分析家的工作就是要將病人帶到這個點以便讓這個被隱藏起來的因素能夠被重新恢復。換句話說，神經癥病人一定程度遭受著“欠缺的詞語”之苦，隨著分析的過程能夠幫忙他重新獲取這些詞。在精神病那里，事情是完全不同的。雖然癥狀也是被詞表象所決定，但后者并沒有被壓抑，物表象也沒有。

　　雖然神經癥的病人無法找到她癥狀的建筑用的磚塊，精神病的病人卻沒有隱藏任何東西。所有的材料都暴露在外面。這就是為什么弗洛伊德談論關于精神分裂癥的那位女人時，他觀察到：{這位病人的評論具有分析的價值。這些評論同時讓我們明白精神分裂癥者的“詞語形成”的誕生與意義。當然，戲劇性的是，在精神病中，病人所表達的“分析的價值”同癥狀的不穩(wěn)定性并無絲毫關聯(lián)。

　　弗洛伊德對不同的診斷的考慮形成拉康鑒別神經癥精神病與倒錯癥的核心。在拉康派取向里，精神結構就臨床的圖景來看并沒有差異，差異是基于言說與語言的基礎，而且關乎到主體跟他的伙伴，家庭成員，同事，情人，治療師等等的關系。

　　拉康在他的早期探討妄想癥的著作中就已經注意到了這兩個標準(Lacan1975a[1931];1975b[1932];1988d[1933]),但是，直到1950年代，它們才作為他“回到弗洛伊德”的部分而開始獲得重視。拉康渴望恢復言說與語言在精神分析中的價值。或許，由于他自己作為臨床精神病醫(yī)生的訓練而研究精神病人的結果。拉康因此就精神病的精神結構而言強調說要詳細列舉這些標準來，關于倒錯癥，他倒是沒講得如此明確。

　　而且，當他討論不同精神結構時，他通常強調言說與語言的特征，移情的本質則是被認為是這些特征的效果。在這個章節(jié)的隨后部分，我將遵循如下的途徑來展開，從精神病到神經癥與倒錯癥，從言說再轉入移情。因為拉康討論倒錯癥，并沒有像評論精神病與神經癥那么精細與一致。討論倒錯的部分將必然比起其他兩種更為零碎，而且處于我自己對拉康的著作的詮釋，而不再單是追隨他。